2022年6月10日，在广州某创新学校里，学生根据昆虫和植物主题创作的作品。（吴筱羽/图）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2022年夏天的一个闷热下午，我受邀到广州一所创新学校参观校园开放日的活动。

我对开放日全无兴趣，此举完全是为了“拯救”一篇稿子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曾采访过这所学校的创始人，在经过若干个小时的采访后，我们悲伤地发现，获取的素材无法支撑一篇稿子的写作。

素材并非平平无奇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所成立于2016年的学校，其创始人的名气远比学校本身更加显赫。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曾是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。早期的生源大部分来自创始人原有的家长粉丝。

采访素材无法成稿的原因之一，和成长经历有关。我在一个残酷的应试环境中成长起来，每月一次的考试、最晚能到凌晨的自习以及日复一日排名中艰难生长的同学情谊，让我质疑创新学校教育开放、自由的教育理念。因为，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在力图揭示，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是快乐的，人生亦然。

开放日里，展示了学生根据昆虫和植物主题创作的作品，几位学生套着笨重的昆虫布偶外套，穿梭在人群里引导参观顺序。另一些学生则热情地向来访者介绍，他们如何搭建一个与昆虫有关的公众平台，以及为了让订阅数量增加，又是如何到小区里地推。

这次参观并没有让我重燃对创新教育的希望。在我看来，老师们基本无法“管控”闹哄哄的小朋友们，他们的同学在讲解昆虫的定义时，其他人在七嘴八舌地讨论蝴蝶的颜色，以及蟑螂如何与面包虫决斗的话题。

2022年6月10日，在广州某创新学校里，家长和孩子。（吴筱羽/图）

快要结束参观时，偶然听到一位家长正在和周围人讲述自己的经历：为了让孩子一直都在创新学校学习，他们多次搬家。

这种现代版的“孟母三迁”时刻在创新学校里上演。在采访日日新学堂搬迁危机的过程中（相关报道详见《逃离传统学校十七年》），一位青岛的男士来到学校，他曾带着孩子在西北读完幼儿园，然后又在海南完成了小学一、二年级的学习，现在，听说北京的创新教育也不错，他决定在读完三年级后，就迅速把孩子转到北京的创新学校。

对于我来讲，这样的事情是闻所未闻了。不仅仅在于家长们拥有不断折腾的精力，更在于教育居然有那么多的选择。

在我那个人口200万的老家，教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最好的中学就是我的母校。

在云南的非省会城市教育圈里，母校已成为一个符号，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它通过极致的应试教育手段，缔造了让人羡慕的本科上线率，不少曾经妄图想探索素质教育的学校，都不得不学习它的作息方法。每天，我们从睁眼学到闭眼，有一段时间，校长还号召大家吃完晚饭就先回宿舍洗漱，这样晚自习可以多学一会儿。

如果一个资质平庸、生性顽皮的学生想上一个本科，那他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。

几年前，母校曾以其“管理技术”短暂地登上热搜。在上晚自习期间，学校要求每一位去厕所的学生，都要写一个假条，且需要让两位老师签字。

一位亲戚的孩子曾告诉我，因为请假麻烦，甚至曾经出现过憋不住的情况。我当时十分好奇，这样的学校，为什么还要待下去？

这位只有17岁的少年无奈地笑了：“不待这里，以后怎么考上好大学？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补充道：“社会就是这样的，很多事情不受你的控制。”

这个小镇少年还没有拥抱过爱情，没有见过大海，甚至没有见到过20层以上的高楼，但他就觉得，他面对的社会，是一个无法掌控、必须要不断妥协的社会。

事实上，我对创新学校具体使用了哪些教学方法，又让多少孩子上了211、985，提不起兴趣。创新学校首先的价值，应该是在一个自信、发展的社会，每一个现代公民都应该值得面对不止一个选择。

和日日新的家长、毕业生聊天中，当我问他们，“在创新学校学到了什么”时，很少有人的第一个反应是，数学分数提高了，英语口语流利了。他们更喜欢说的是，学会了感受自然，学会了爱，孩子每天放学了都不想走，也从没说过一句脏话。

我渐渐明白，曾经参观的那个闹哄哄的开放日活动，并不是老师无法“管控”学生，而是他们秉持的价值观，就是与“管控”相悖的。

在日日新采访结束前，我也和学校里的老师分享了我中学母校的事。在问完所有问题后，老师们让我多讲讲我在母校的生活，因为这些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。

另外，向广州那所创新学校说声抱歉，那篇稿子仍在酝酿之中。

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